蔡昉：中国为什么难以消化“四万亿”后遗症？
原创声明：正文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独家供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其所在机构意见。
20世纪70年代，以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革命的爆发为契机，世界范围内先后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虽然当时对中国经济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今后的风险应值得重视。
更广为人知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在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取得了不同的效果。
上述四次危机的背景、起因各异，危机发生时我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态势也各不相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研究这四次危机时，应将其置于何种分析框架之下？四次危机又分别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为CF40独家供稿中指出，日本应对石油危机的对策可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其在“转方式”上比较成功，相对较弱的是“调结构”。日本认为，是石油危机而不是自身供给侧存在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并相应地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从而在“调结构”上走了弯路。
此外，蔡昉认为，两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不应再选择回归过去的潜在增长率，而是尝试着回归新的潜在增长率。在此情况下，我们会遇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过度刺激带来的后遗症，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等等。第二，我们现在还在尝试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却和“推绳子”一样使不上劲。
两次金融危机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
第一，我们现在处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对于面临的问题，应该主要从自身调结构、转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能入手，但是在此过程中，外部冲击是必然要发生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所防备——更何况有些危机也可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内外兼顾、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两次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做一个回顾性研究，经过比较分析，提炼其政策含义，我觉得是必要且有价值的。
第二，我认为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石油危机是典型的供给侧外部冲击，金融危机则是需求侧外部冲击。在石油危机中，对于供给侧的冲击，我们主要是承受者。比如，我们刚刚经历了来自大宗产品的价格冲击，虽然其方向和过去爆发的石油危机正好相反，但是从一个方向去研究问题，经过举一反三、逆向思维，仍然可以带来有针对性的政策借鉴，同时这也是必要的。比如所谓的“降成本、转方式、调结构”，其实常常是被供给侧外部冲击倒逼而生。对于需求侧危机，我们既受到其影响，同时危机本身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对此我们也需有所警惕。
过去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讨论较多，现在回过头来再去关注供给侧的外部冲击是有价值的。需要对两类危机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指出各自的政策针对性和对我们的启示。
经济学家的研究常常是为了给出政策意见，所以弄清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外部冲击所引发的危机带来的不同影响可能更重要。
我觉得石油危机对日本的经济走势有一定的深远影响。有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石油危机“打破”了日本经济增长的进程，但我认为在用词上，“影响”比“打破”更切合事实。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完成了最初赶超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50年代-70年代是日本典型的人口红利收获期，人口抚养比明显下降，这正如中国在2010年之前的情况——人口抚养比下降较快。但是从70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抚养比就降到了最低点，并在低点上维持了接近20年——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数据呈现为V字，在降到最低点后立即转为上升，即人口红利的丧失是瞬间的。
日本的经济缓冲期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当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时，所有因素都会受到影响，包括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供给、资本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必然导致潜在生产率下降。因而在50年代至70年代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为9.3%；而在70年代到1990年，经济增速降至3.8%，当然年度之间有波动性；90年代后，日本就进入了“停滞的30年”（或称作“失去的30年”），经济接近零增长。而在此之间，日本为了应对石油危机，采取了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培养国民节能意识，调整产业结构的措施，从而使经济增长走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也就是说，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能源消耗接近零增长，仍然保持了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却没有下降，日本的经济算得上是“罗马俱乐部式增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经济恰恰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供给侧问题，或许日本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危机提供了一个虚假信号，其也对这个信号做出了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日本做到了“降成本、调结构和转方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信号本身有问题，而降成本是“标”，转方式、调结构是“本”，日本在“转方式”上比较成功，相对较弱的是“调结构”。它依旧认为，是石油危机而不是自身供给侧存在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并相应地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从而在“调结构”上走了弯路。
关于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背景，学界有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补的，将其结合可以较好地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是在发展中国家诱发出来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有学者认为在两次危机中，中国处在不同周期。我觉得这是值得注意的，但不应该说是处在不同周期阶段，因为如果是处在不同周期，我们容易把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之后中国的应对政策同一化。
我觉得可以明确地说，两次危机发生时，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我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根据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供给侧因素，即生产要素供给、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看，显然在1998年之后和2009年之后，我们面临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因此在面对需求侧危机时，虽然都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但是结果就会不一样。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是让受到冲击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但是，1998年和2009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不一样的，很显然，在第二次金融危机时，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不再是两位数，不仅在逐渐下降，而且下降速度较快。既然人口红利的消失呈现为V字型转折，那么潜在增长率也是陡然下降。正如我过去模拟的那样，2010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是10%左右，而亚洲金融危机就处在那个阶段；2010年之后的“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只有7.6%，到现在“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只有6.2%，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果中国继续追求让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到历史上的潜在增长率，那很有可能犯错，四万亿计划产生的后遗症长期难以消化，就是一个例子。
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我们不再选择回归过去的潜在增长率，而是尝试着回归新潜在增长率。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遇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过度刺激会带来后遗症，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等等。第二，我们现在还在尝试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但是效果却不理想，像“推绳子”一样使不上劲。
我们可以更仔细地分析两次金融危机中通胀、投资回报率、持续时间有何不同及原因。我认为将其放在发展阶段变化框架下来解释，可能比放在不同周期框架下更得心应手。
除此之外，我们如何认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关乎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化趋势，同时也能对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结构发生的出人意料的变化进行解释。全球化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必然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正好是调整中有利的一方——全球化需要廉价劳动力，而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即该轮全球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二元经济重合。虽然我们一度并不强调进行再分配，消除收入差距，但是就业的扩大本身就是一种包容性的增长。因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过去西方国家之间主要是进行产业内贸易，不存在很大的要素差异，因此并不涉及利益结构调整和就业分工变化。而当西方国家与生产要素禀赋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时，很显然这种贸易中发达国家倾向于降低劳动收益，在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降低资本收益，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受损——劳动力市场两极化：高技能工种和非贸易部门低端就业增长较快，处于中间位置的制造业技能型工人的岗位则被剥夺了。所以，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发生了两极化，中产阶级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美国倾向于把经济政策民粹主义化，采取宽松的金融政策，扩大信贷，造成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灭，次贷危机正式爆发，而这些就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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